云南红河州石屏县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角落，是文庙旁的一座老戏台。古色古香、飞檐翘角的戏台被高高矮矮的绿植簇拥，当地人三五成群，在小小的戏台上下棋。不管是下棋的还是观棋的都相当专注——一种惬意中的专注。

　　戏台所在的石屏老城，以文庙和玉屏书院为核心，二者步行不过百米，分列于十字形大街的纵线和横线上。多条街巷在大街两侧延伸，随便走入一条，都会应了那句“仿佛时光停在过去”。

　　在古城遍地的云南，大理和丽江声名在外，与石屏同在红河州的建水也早已成为网红，可小小的石屏县仍未被太多人侵扰，保留着完整的旧时风貌。2015年，石屏成为云南唯一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直至今日，它仍与“网红”二字绝缘，却因此更为动人。

　　停留在过去的颜值，也并不意味着石屏是封闭守旧。老城最核心的几个元素——文庙、玉屏书院与袁嘉谷故居，都与教育有关。尽管地处西南边陲，但石屏的兴文重教并未停留在科举时代。玉屏书院和云南史上唯一状元袁嘉谷，都曾在大时代跌宕中迎来转身，主动拥抱文明、拥抱世界。至于古朴的文庙，今日的闲适也正是最好的传承。

　　在红河州乃至云南看文庙，首推始建于元代的建水文庙。若是看过建水文庙再来石屏文庙，就会觉得后者相当袖珍，但这浓缩之美并不逊色。与建水文庙一样，石屏文庙也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古城地界，沿着大路、跟随路标，很快就会走到文庙。临街有“礼门”和“义路”两道券门，背面刻有“玉振”与“金声”字样。穿门入院，古朴的棂星门带着岁月斑驳痕迹，静立于院内。

　　这座木石结构牌坊呈品字形，牌坊为单檐歇山顶，侧门为单檐悬山顶。牌坊正面匾额有“棂星门”三个大字，左右是“德配天地”与“道冠古今”牌匾，背面悬挂“洙泗渊源”横匾，均为清乾隆年间石屏州学正张瑞亮所书。镶嵌于牌坊左右墙壁上的“太和元气”四字，为康熙年间石屏举人涂晫所书，背面的“鸢飞鱼跃”四字则是石屏州人刘宣所书。抬头望去，牌坊的斗拱、额枋和雀替等构件均雕刻精美，层层叠叠，严丝合缝。门柱和前后石基、抱鼓石均有精美石雕，团龙与麒麟栩栩如生。

　　绕过牌坊对面的照壁，便可见到小巧的泮池。泮池前的大成殿是典型五开间三进建筑，朴素的单檐歇山顶铺设青瓦，除了殿顶的琉璃宝瓶和鸱吻之外，再无其他装饰，陈旧廊柱支撑着这简洁中的古朴。抬头望去，抬梁与穿斗形式混合，又展示着精密的结构之美。两侧偏殿的形式与大成殿相似，一为名宦祠，一为乡贤祠。

　　一般而言，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毕竟供奉孔子，但石屏文庙与众不同，穿过大成殿，便是气势更大的先师殿。前有墀台，两侧各有六道石阶，石护栏雕刻精美，栏板有浮雕，栏柱有各种石兽。正中的龙雕因为保护的缘故被玻璃罩所保护。不过我更喜欢的院落两侧，有东庑与西庑各九间，内供孔子七十二弟子牌位。当日也大门紧闭，但长廊上有当地人的小桌小凳，几个人在悠闲打牌，也让我有了闲坐一旁的冲动。

　　我并不喜欢那种太过庄严、粉饰一新的文庙，石屏文庙的小巧和自然很符合我的审美。它不收门票，与老城融为一体，当地人将之当成小公园，随时进出。带一副象棋或者扑克牌，便可在里面消磨一个下午。很多人会探讨“文庙等传统历史建筑到底传承什么”，我的答案是“如果它能成为普通人享受的公共生活空间，就是文明的见证”。

　　这样的自由享受，今人司空见惯，但在历史上却是稀罕事。几百年来，石屏文庙经历多次战乱、重建与修缮。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石屏兴建文庙。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傅友德、蓝玉和沐英三大名将率军三十万杀入云南，反叛的石屏土知州马黑奴将石屏文庙烧毁，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重建。明天顺二年（1458年）重修大成殿及东西两庑。

　　文庙的兴建，见证了这座滇南小城兴文重教的历史。从元至明清，石屏已有书院十座，私塾和义学上百处。也正是石屏，走出了云南唯一状元袁嘉谷，还有15位翰林、77位进士、640多名举人。石屏也因此被称为“文献名邦”，有“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的美誉。

　　石屏文庙与玉屏书院的正门分别位于十字大街的纵横线上，但延伸的后院建筑彼此紧邻。地理位置的接近，也印证了二者在功能层面的接近。文庙是兴文重教的象征，书院则是其载体。

　　在文庙旁，还有元代起用的石屏老州衙，直至民国和1949年后，它也曾是石屏县政府所在地，是云南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元明清时期古州衙建筑群。

　　元至元九年（1272年），石屏州衙始建，隶属云南行省临安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石屏富商张正堂捐资，拆除石屏州衙旧址破旧房屋，新建了大堂、二堂、东西厢房、大门及监狱等。

　　石屏的历史可追溯更久远。春秋战国时，石屏属于楚地，汉代属胜休县，隋朝时期属昆州，唐代属黎州。唐天宝十一年（752年），本地土著掘地得石坪，聚为居邑，始号“石坪邑”，此后属于南诏和大理等西南政权。元代正式设置石坪州，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原石坪州改为石平州，而后又改为石屏州。

　　位于北正街的玉屏书院，相比文庙可算是小字辈。它始建于咸丰元年（1851年），由石屏乡绅、原陕西布政使朱雘捐银7000两所建。

　　书院一开始便是高规格，整体为三进四合院建筑，设有大门、龙门、讲堂、上房、中堂和碑亭等，两侧为教习居室，中堂为山长办公起居之所。

　　开云体育官网

　　步入大门，左侧为碑亭，记录建院宗旨与石屏人文。最抢眼的当属书院二门，也就是龙门牌坊。在堪称明清建筑博物馆的石屏，龙门牌坊之美堪称第一。龙门的四个石柱础分列明间四个角，凹刻“暗八仙”为装饰。四个柱础上承托着四条昂首鼓目的石雕龙柱。次间以砖石作护墙。三间均为一斗三拱。藻井花板给共二十四块，上写一百多个篆体寿字。可惜的是，牌坊正中原先悬挂的“龙门”直匾已毁不存，如今的是复制品。

　　远望龙门，有飞檐翘角的对称之美，走到跟前，又被层层叠叠的斗拱和精美雕画所吸引，从侧面细看，又能看出结构的精巧。鼓励读书人“跃龙门”，本质上还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和“学得文武艺，报效帝王家”的那套思维，但仅从建筑本身来看，它的大气之美确实会让旧日学子有心潮澎湃之感。

　　龙门前的天井，两旁均为学舍，正中与龙门相对的是讲堂。穿过讲堂，更是豁然开朗，清幽院落里种满梅花修竹、丹桂紫薇，相当清雅。正中有曾供奉韩愈的兴文祠，两边厢房曾是考棚。

　　兴文重教原本是地方乃至国家的应有之义，但如果兴文重教的目的只是“天下英才，尽入吾彀”，就不可能缔造新的思想，社会也不可能前行。明清以来，玉屏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入仕者众多。在我眼中，书院的新生从1905年开始，它告别旧书院模式，更名为“官立高等小学堂”，后又更名为“石屏县立高小国民学校”，此后又曾作为石屏中心小学和石屏县异龙中学等校舍使用，直至2006年秋，异龙中学撤并，玉屏书院的教育史划上句号。2018年，玉屏书院被改造为石屏县博物馆，开启又一次文化传承。

　　新式教育意味着与世界文明的接轨，玉屏书院的改变并非唯一。民国初年在个旧兴办锡矿起家的石屏人李恒升，就一生热心于教育，多次捐款兴学。民国十二年（1923年），他捐资兴建石屏县立中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捐资创办龙朋小学。此外，他还在石屏捐资修路铺桥，抗战时捐资百万购买战机一架供抗日之用。这才是玉屏书院乃至石屏教育的真正传承。

　　石屏教育最拿得出手的当属袁嘉谷，他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但相比“状元”二字，我更欣赏他的后半段人生。就像玉屏书院逐渐与现代文明接轨一样，袁嘉谷也是在告别状元身份和清朝之后，与现代文明建立联系。由清朝状元到大学教授，袁嘉谷是那个时代的唯一。这个身份转变，在我眼中比“状元”二字可贵得多。

　　袁嘉谷故居距离文庙和玉屏书院非常近，沿着大街走几步便可看到。小小的门脸，雕梁画栋，挂有“经济特元”的匾额，匾额很新，显然是近年的复制品。故居为清代木结构建筑，是典型的四合院民居。

　　袁嘉谷生于1872年，1903年，清廷开“经济（经世济民）特科”，这也是废除科举后唯一的经济特科考试。袁嘉谷复试列一等一名，成为云南首位状元。有清一代，清廷仅开三次特科，其中博学鸿词二次、经济特科一次，因此袁嘉谷被称为“国朝第三人”。

　　1904年，袁嘉谷赴日本考察，著《东游日记》四卷，回国后国史馆协修、学部副提调和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负责教科书编写，主持编辑出版了一批新式教材，开创中国新式教科书之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图书编译局下设一个新机构“编订名词馆”，专门负责统一规范教科书中的名词术语，袁嘉谷参与确定了许多今天仍在使用的译名，其中人们最常用的当属“星期”。

　　1909年，袁嘉谷升任浙江提学使。辛亥革命时，他离开浙江回到云南，1912年应蔡锷之聘，任云南省参议，也曾担任云南盐运使，但他志趣并非做官，而是学术和教育，将精力投放于云南的史志编纂和文化教育方面，成为民国时期云南学术研究的泰斗。

　　1923年，云南大学的前身私立东陆大学成立，校长董泽敦聘袁嘉谷担任国学教授。袁嘉谷得知学校办学经费紧张，便坚持不受聘金，义务讲学，还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八年后，东陆大学改为省立，不再经费短缺，袁嘉谷才开始领薪。

　　1937年“七七事变”后，袁嘉谷忧愤成疾，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尚未脱稿，便于12月23日辞世，终年66岁。

　　从清廷状元成为大学教授，这个大时代中的转身并不容易。在那个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成长于西南边陲的袁嘉谷从未固步自封，而是始终努力接近现代文明。即使是专注于地方史的学术研究，所用的也是现代治学的范式。

　　袁嘉谷所生活过的那个石屏，如今仍留下无数痕迹。如今围绕老城的石屏砖石古城墙是明代产物，复修的城楼高耸于城墙之上，摩托车、自行车和快递用的三轮车在城门洞的青石板路上频频驶过，一次次打破老城的宁静。

　　石屏当地显然曾经尝试在文庙和玉屏书院所在的纵横主街上发展商业，但因为整座古城藏于闺中，这样的尝试并不算成功。不过，无论是大街还是一条条小巷，都能呈现真正的老城风貌。

　　文庙旁的一条弧形小街，条状石板铺地，两侧都是斜顶灰瓦的民宅，有些被辟为茶馆或店铺，家家户户门前都种有植物，长木凳和三轮车等贴墙摆放，一棵石榴树生得茂密，上面挂满果实。街上偶有老人经过，会对游客笑着打招呼。

　　袁嘉谷故居附近的小街巷里，则藏着不少在别处已经很难见到的老行当。爬山虎布满全身的老苏式建筑里，有小店卖着锅碗瓢盆，铝合金和陶瓷制一样不缺，另一家小店堆满了各种瓷碗，颇具朴拙气息，爬山虎垂在门前仿似刘海。老派的副食品店立于路口，对面小巷里的飞檐翘角层层叠叠。城门楼下开着精致的手工制品商店，清一色摆在店主淘来的老家具上。毛线店里的女店主在低头织毛衣，改裤脚和拉链店的店主一边工作一边跟顾客聊着天……